來源：晚成堂
⊙作者：姜建國
⊙編輯：杏林君
提供一百多個臨床好用的經方，并不是《傷寒論》的最大貢獻。《傷寒論》的精髓，或曰最大價值，就在于它是闡述復雜性辨證論治最好的一部醫書。
作為一名高校教師，講了30年的《傷寒論》，有兩個問題一直在思考，也一直在困擾著我：作為老師，我們到底要教《傷寒論》的什么東西？作為學生，他們究竟要學《傷寒論》的什么東西？
在教學的過程中，學生也經常問：在科學發達的今天，我們為什么還要學習1800年前的《傷寒論》？也有人對當前提倡的學習中醫四大經典提出異議。
針對這些問題，我曾在第十五屆全國仲景學說學術研討會上作了一個發言，其中我談到中醫臨床診治疾病的辨證論治思維方法有兩種：一是不辨證論治，又叫對癥療法，用《傷寒論》的研究術語叫做“方證相應”；一是辨證論治，而辨證論治又可分為兩種，即一般性辨證論治和復雜性辨證論治。《傷寒論》的精髓，或曰最大價值，就在于它是闡述復雜性辨證論治最好的一部醫書。可以說到目前為止，中醫浩如煙海的著作和連續數版的教材，尚未有一部在闡述復雜性辨證論治思維方面超越《傷寒論》。
下面分別就不辨證論治、一般性辨證論治、復雜性辨證論治及《傷寒論》的教學，談談我的一些思考和認識。
中醫臨床診治疾病基本思維有兩種：一是辨證論治，二是對癥療法。將對癥療法思維發揮到極致乃致悖離中醫學的基本辨證精神，造成嚴重后果的，當屬日本的“古方派”漢方醫家。
談到為什么要學習《傷寒論》，自然有人要說到經方在臨床特別好用，也就是說經方的使用價值很大。這一點毋庸置疑，經方組方簡捷，療效確切，被后世醫家所推崇，亦為現代醫家所喜用。
但是，我始終認為這僅是《傷寒論》對中醫學巨大貢獻的一部分，或者說不是最重要的部分。而最為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？應該是“六經辨證”，亦即六經辨證所涵示的辨證論治思維方法，尤其是辨證論治思維中的變法思維、恒動思維、相對性思維、整體性思維、聯系性思維、逆向性思維等復雜性辨證思維。
中醫臨床診治疾病處方用藥基本有兩種思維方式：一種是眾所周知的辨證論治，還有一種是不辨證論治，亦即所謂的對癥療法。有的醫生認為頭痛治頭腳痛治腳是西醫的診療模式而非中醫的，這是偏見，針灸中有一個穴位叫“阿是穴”，這顯然不是辨證論治，而是對癥治療。還有中醫的驗方治病，也常常不需要辨證，主旨就是止痛。還有臨床的隨癥加減，有時也屬對癥治療，如腹痛（不通則痛）用芍藥（痛絡止痛）等。
將對癥療法思維發揮到極致，乃致悖離中醫學的基本辨證精神，造成嚴重后果的，當屬日本的漢方醫家。日本漢方醫家的“古方派”，走上了一條對癥治療的實用主義的路子，近年日本又出現中藥西用，即“重中藥輕中醫”的傾向。
雖然不可否認，對癥療法也是中醫的診療方法之一，但對癥療法卻稱不上中醫學之特色，也很難體現中醫診療理論之精髓，更非《傷寒論》六經辨證的精華所在。
一般性辨證論治思維解決不了臨床疑難疾病，只有用變法思維、恒動思維、相對性思維等復雜性辨證論治思維，才能處理復雜性疾病。而《傷寒論》就是闡述復雜性辨證論治思維的經典之作。
辨證論治是中醫所獨有的臨床診療思維和方法。我認為辨證論治又當分為兩個層次，即一般性辨證論治和復雜性辨證論治。
一般性辨證論治。所謂一般性辨證論治，就是運用常識、常規、常法分析處理臨床問題。例如現在的《中醫內科學》就是講述一般性辨證論治的標準教科書，然而要辨證論治臨床的疑難疾病和復雜性疾病，《中醫內科學》就顯得力不能逮。
復雜性辨證論治。所謂復雜性辨證論治，就是指善用復雜性辨證論治思維，如變法思維、恒動思維、相對性思維、整體性思維、聯系性思維、逆向性思維等，分析臨床的疑難問題，處理臨床的復雜性疾病。
俞根初講“六經鈐百病”，大多數醫家均贊同這一觀點，對此我們應當從兩方面看，我們不否認“六經鈐百病”，但必須知道臨床治療“百病”常用的并不是“六經”，而是八綱辨證與臟腑辨證。若從診治疑難病證的角度看，“六經鈐百病”是確鑿無疑的，因為一般性辨證論治思維解決不了臨床的疑難和復雜性疾病。
六經辨證是復雜性辨證。《傷寒論》辨證論治的內容極為豐富，形式極為活潑，內涵極為深遂，是闡述復雜性辨證論治思維最為典型的醫著，同樣六經辨證也是最能反映中醫學特色的辨證論治綱領。
下面僅舉六經辨證中的變法辨證思維和恒動辨證思維以說明之。
變法辨證思維。“變”是針對“常”而言的，也就是說，凡有別于常法辨證思維的都應屬于變法辨證思維。
作為中醫說來，必須學會達變，必須在臨床上能夠熟練運用變法辨證思維處理臨床疑難問題。張仲景就是善于達變的大師，《傷寒論》就是闡常述變、知常達變的典型。
例如方證論述：一般規律是先全方位的系統展開一個方證的全部內容，即先講常法，然后圍繞這個“常”，再述“變”。如12條的桂枝湯證、35條的麻黃湯證、71條的五苓散證就是講“常”。講“變”的，如繼12條桂枝湯證后，仲景又分別寫下12、15、24、42、44、45、53、54、56、57、95諸條桂枝湯證，從不同的角度闡發桂枝湯證之變法。39條大青龍湯證就是補述關于大青龍湯證的變法、變局。
例如病機闡發：在講了大量“不通則痛”方證的基礎上，又講了桂枝新加湯證的“不榮則痛”；在講了大量的實性腹脹滿方證的基礎上，又講了厚樸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證的虛性腹脹滿等等。
恒動辨證思維。所謂恒動辨證思維，就是運用動態的觀點診察和處理臨床問題。這也是《傷寒論》與《金匱要略》在辨證方面最大的區別。
《金匱要略》以臟腑病證為中心，重視類證鑒別，缺少動態變化。《傷寒論》則不然，如表證與六經病之間的傳變叫“傳經”，六經病與六經病之間的傳變叫“轉屬”，都是恒動辨證觀的充分體現。尤其是太陽病篇，在講太陽本病的前提下，用了大量的條文講“壞病”，而且還強調對于壞病要“隨證治之”，一個“隨”字生動地揭示了動態的辨證論治思想。
《傷寒論》中六經病與六經病之間是動態變化的，膚表病與六經病之間是動態變化的，六經病中的每一經病之間也是動態變化的。動態變化的病因多是“若汗若吐若下”，動態變化的時間有“一二日”的，有“二三日”的，也有“三四日”的。至于動態變化的病脈證治則更是豐富多彩的，動態變化的辨證思維則更是活潑潑的。
最為寶貴的是，張仲景在講完六經病后，又專門寫下“辨陰陽易差后勞復病脈證并治”篇，就治療思想而言，此篇的意義不亞于六經病篇。就辨證的恒動觀而言，內容更為生動活潑。“差后”的“勞復”，本身就提示六經病即使差后，機體的陰陽氣血仍然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，“差后”不是疾病辨證論治的終結，而是六經病暫時緩解的一個階段，或者說一個動態的過程。為醫者應該以動態的辨證思維看待“差后”問題，采取相應措施，防止疾病復發。
六經辨證的恒動觀對一些疑難雜證的辨證論治，有著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。例如乙型肝炎的中醫治療，我在臨床的兩個方面運用了恒動辨證思維方法：一是根據乙肝的發病規律，結合中醫的治療特色，提出“乙肝四段療法”的理論，二是在乙肝的治療過程中，恒動辨證思維體現的另一方面是處方用藥。我將乙肝主要分為三種基本類型，即肝膽濕熱，脾胃氣虛和肝郁氣滯，三種類型雖都病在氣分，但在辨證處方時，均配伍血分藥。
講《傷寒論》到底講什么？一個字就可以概括———“漁”。復雜性辨證論治思維就是“漁”。
既然《傷寒論》是體現復雜性辨證論治思維最好的一部書（一門課程），那么從教育學的角度講，我理解復雜性辨證論治思維就是“漁”。如果把《傷寒論》比作一條“魚”，我們講授《傷寒論》，其實質就是在利用《傷寒論》這條“魚”，教給學生“漁”的本領。換言之，講《傷寒論》到底講什么？一個字就可以概括———“漁”。
前面講過《傷寒論》與《金匱要略》的區別，實質就是辨證思維的區別。六經辨證與臟腑辨證相比較，臟腑辨證雖然是臨床常用的辨證，但是就辨證思維而言，如變法思維、恒動思維、相對性思維、整體性思維、聯系性思維、逆向思維等等，顯然六經辨證高過一籌。
就因為《傷寒論》的六經辨證講變法、講動態、講相對、講整體、講聯系、甚至講逆向思維，所以疑難問題特別多；就因為疑難問題特別多，所以爭論問題又特別多；就因為爭論問題特別多，所以能夠激發思維；就因為能夠激發思維，所以《傷寒論》是培養發現問題、分析問題、解決問題能力的最好教材。換言之，《傷寒論》是培養“漁”的能力的最好教材。我主編的“新世紀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七年制規劃教材《傷寒論》”專設“析疑”一項內容，目的也在于此。我之所以不贊成“方證相應”說，因為這樣一來就很容易把《傷寒論》當作一本驗方治病的書，這就大大降低了六經辨證的價值，所謂的“六經鈐百病”就是一句空話。
再談一個問題，就是結合臨床學習的問題。通俗點講，《傷寒論》就是一本教人如何看病的書。既然如此，學習《傷寒論》就不能脫離臨床，就不能讀書死于句下。話是好說，但是在學習的過程中真正做到這一點就不容易了。傷寒注家的一些云山霧罩的玄說，不知所云的注釋，脫離臨床的論述，大都與此有關。無論什么學說，什么觀點，只要不符合臨床，我們就應該懷疑，就應該拋棄。《傷寒論》的398條如果不是從臨床上來的，如果不是對臨床具有普遍性的指導意義，恐怕不用反對中醫者敵視它，早就被我們中醫自己所淘汰了。
